杨洁是我之前所在辖区某单位的领导，我一早便听过她的名字，但从没跟这位“杨主任”打过任何交道。2012年6月的一天，朋友找我说杨主任有事想请我“帮帮忙”，我本想推辞，但朋友是杨洁的直管下属，只得碍于情面答应。

  见面后，杨洁便开门见山，说她的前妹夫张文武引诱她妹妹杨丽吸毒，让我去把张文武“抓起来”。杨丽和张文武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两人都是在册涉毒人员，几年前在一起毒品案件中被抓。杨丽因吸毒成瘾被强制隔离戒毒，张文武则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刑，刚释放不久。

  杨洁说杨丽结束强戒后一直住在自己家，前段时间，她发现妹妹经常半夜偷偷出门，于是跟踪了一次，发现杨丽去的正是前夫张文武所住小区。我问杨洁，会不会是杨丽和张文武旧情复燃？杨洁否认，说两人早没了感情，搅在一起肯定是为了吸毒。她还推测说，张文武出狱后没收入，不引诱杨丽吸毒，他自己就搞不到毒资。

  张文武属于回归社会的“重点人口”，我打给他户籍所在地社区民警询问情况。但社区民警告诉我例行检查中没发现张文武涉毒，而且他出狱后已搬离了原住所，杨丽半夜出门应该不是去找他。

  我把这一些状况告诉杨洁，杨洁却说张文武很狡猾，一定是用什么办法骗过了社区民警，“把他抓来查一下，肯定有问题”。我说抓人得有证据，杨洁依旧不听，说张文武“一定有问题”——当初就是他带坏了妹妹。这几年她把杨丽看得很严，除了张文武，别人是不可能半夜把她约出去的。

  虽然她说的这些都算不上证据，但张文武毕竟曾是涉毒人员，斟酌后，我还是联系了张文武，叫他来河西派出所“配合调查”，他也很快和我约好了见面时间。

  不成想，第二天中午，杨洁忽然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在冬青社区的四川餐馆里被张文武打伤了。我一边让她打110报警，一边去喊同事。但由于距离很远，我们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到现场时，只看到杨洁和她妹妹杨丽，张文武已不知去向。

  “你们怎么才到？不是城区出警限时5分钟吗？”杨洁一见面便把矛头指向我们。听她这么说，加上在现场没看到属地派出所的110民警，同事很不高兴，说冬青社区本不属于我们的出警范围，她应该打“110”报警而非民警的私人电话。杨洁立刻恼了，说同事“讲话不负责任”、“做错事找借口”。同事见她一副领导教训下属的口吻，也不甘示弱，让她“不满意就去投诉”。眼见双方话不投机，我赶紧打圆场，说是我先前让杨主任直接联系我的。两人这才作罢。

  我问杨洁事情经过，她说当天中午自己跟踪妹妹杨丽来到四川餐馆，果然见到了前妹夫张文武。她立刻上前想抓住张文武送到派出所，但纠缠一番后，张文武逃走了，自己也被推倒受了伤。

  我看杨洁伤到了胳膊，便建议先带她去医院。杨洁不同意，让我立刻带她去抓张文武。见我犹豫，还直接给派出所领导打了个电话。一番交涉后，或许也是因为同样没有正真获得所领导的同意，杨洁这才勉强答应跟我去医院处理伤情，杨丽则被同事带回了派出所做例行尿检。

  杨洁一路黑着脸，直到从医院出来才开口质问我，不是答应抓张文武吗？为什么不仅带来了其他民警，还要她打110把事情闹大。

  我跟她解释，冬青社区是南关派出所辖区，他们离得近，出警要快些。杨洁却说这事儿是她私下找我“帮忙”，如果要“通知公家”，她直接去找我领导即可，何苦“麻烦”我？我很尴尬，说即便自己“帮忙”也属于“执法行为”，既然是执法行为，就得照章办事，不然闹出执法事故，我可担待不起。

  “你把事情说得蛮大，借口找得也蛮快，可结果就是人跑了呗……”杨洁的语气很不友善，我暂时不想跟她翻脸，只好假装没听到。

  不久，分管副所长把我叫去办公室谈话，我才知道杨洁去找领导告了我的状。副所长劝我别跟杨主任计较，尽快把张文武找来核实情况就好。杨丽也承认自己前一天吸食了毒品，但拒不交代毒品来源。我跟杨洁说到这件事，她却话里带刺：“给她毒品的不是张文武吗？你中午早到一会儿，就抓到了。”

  杨洁要求跟妹妹聊几句，同事权衡一番后把她和杨丽带去了二楼办公室。同事原本希望杨洁做一下妹妹的思想工作，让她交待毒源。但没多久，杨洁便怒气冲冲地回了值班大厅，又一言不发地走了。

  杨洁走后，同事一脸郁闷，说杨洁在办公的地方里一直逼杨丽承认毒品是张文武给她的。杨丽起初坚持否认，后来干脆沉默了。杨洁被杨丽的态度激怒，径直上前扇了杨丽一耳光。同事见势不妙，赶紧结束了这次“亲属劝诫”。

  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刚才杨洁向杨丽提问的角度和内容都给他一种明显要把张文武拉下水的感觉，尤其是杨洁在暴怒之下打杨丽的那记耳光，让他觉得出发点似乎不是杨丽不肯交代毒源，而是不肯承认毒源是张文武。

  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这一切只有张文武能给出答案。刚才同事给杨丽做笔录的时候，我已经联系张文武了，他说自己就在派出所附近，等杨洁走了他再进来。

  张文武长得高高瘦瘦，是一名汽修工。由于他同样是在册涉毒人员，所以同事先拉他去做了尿检。看到阴性的检测结果后，我问张文武中午是怎么回事。他说当时自己正跟前妻杨丽在餐馆吃饭，杨洁突然冲进餐馆撕扯他，非说他引诱杨丽吸毒。他不愿在公共场所跟杨洁拉扯，就跑掉了。不久后就接到餐馆老板的电话，说警察来过了。

  张文武思量再三，感觉自己身份特殊，警察肯定会找他，与其那样不如主动说明情况，于是下午便来了派出所。看杨洁也在值班大厅，他不想再起冲突，便一直在外面等。

  张文武说自己出狱后没再碰过毒品，我不太相信，问他知不知道杨丽吸毒。张文武说知道。我说既然你不吸毒，又知道杨丽吸毒，为什么还跟她打交道？张文武犹豫了一下，说：“毕竟两人夫妻一场。”

  我试探着问张文武知不知道杨丽的毒品来源，张文武说是一个姓刘的人。他又告诉我杨丽找刘某拿货时多次遭到性侵，但又担心失去货源不敢反抗或报警，所以来找自己商量办法。

  根据张文武提供的线索，我们连夜将刘某抓获。经审讯，刘某对自己贩毒和性侵杨丽的行为供认不讳。刘某被刑拘后我给杨洁打电话，本想告诉她刘某患有性病，建议她带杨丽去医院做检查。但杨洁关注的却始终是张文武，她一直追问我张文武和刘某有没有关系。我几次否认后她又说：“不可能，他一定有问题，是你们没查出来。”

  之后，我和杨洁在电话里呛了起来，以至于连给杨丽体检一事都忘了说。事后我只好补发信息给杨洁，她没有回复。

  刘某入狱并没能阻断杨丽与毒品间的联系，两周后，我在抓捕另外一伙吸毒人员时把躲在衣柜里的杨丽拽了出来。流程与以往一样，尿检、做材料、送拘留，但这一次过程中却出了事故——在做笔录的过程中，同事和杨丽发生了口角，原本已经平息，但同事在递送笔录让杨丽签字时却被她狠狠地咬了一口。

  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领导让我联系杨丽家属来派出所协助处理。我打给杨洁，她撂下一句“在开会，没时间”后便挂了电话。警综平台上没有杨丽其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我只好向辖区居委会求助。没过多久，张文武就出现在派出所大厅。

  我说他不算杨丽亲属，既没义务也没权利处理她的事。张文武让我“通融一下”，我说没法通融，让他继续联系杨丽的亲属，张文武只好照办。

  等待处理过程中，我和张文武闲聊。想起上次同事提出的问题，便问张文武：“你是哪里得罪过杨洁吗，怎么感觉她总是针对你？”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下打开了张文武的线年前，张文武还是市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名货车司机，在一次去往河南开封送货的途中，他偶遇了杨丽。当时杨丽自称旅行丢了行李，又认出张文武驾驶的是本市车辆，故恳请他带自己回家。出于同情，加上旅途的无聊，张文武同意了。路上两人相处得不错，分别时互留了联系方式。

  1995年春节后，张文武每周跑省城送货，杨丽也常去省城看望男友，便一直搭他的顺风车。杨丽的男友是她的大学同学，在省城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后来三人成了朋友，张文武喊他“王老师”。之后王老师来找杨丽，也常搭张文武的便车。“这应该是我得罪杨家的第一件事。”张文武说。

  运输公司的领导曾找张文武，问他是否在送货途中“捎人”。张文武没否认，因为那时车队司机送货途中捎带亲友的情况很普遍，领导本人去省城探亲都搭公司便车。但得知张文武“捎”的人是杨丽时，领导竟责怪张文武“公车私用”，还扣了他奖金。

  张文武很懵，后来他把这事儿讲给杨丽听，杨丽先是惊讶，之后很是愧疚。她告诉张文武，家里人一直逼她和王老师分手，为了不让她去省城，还跟客运站“打了招呼”，以至于杨丽买不到去省城的车票，才一直搭张文武的便车。杨丽说，肯定是有人看到自己坐张文武的货车去省城，告诉了她父母，她父母又给运输公司的领导施压，张文武才被扣了奖金。

  那时张文武才知道，杨丽的家庭背景非同一般。杨父在本市官场深耕多年，枝繁叶茂。王老师虽是大学生，但仍入不了杨家人的眼。父母对杨丽的婚事另有打算，杨丽也因着自己的婚事跟他们闹得很僵。

  杨丽对张文武之前的帮助表达了感谢，又说为了不给他惹麻烦，以后不再搭他的便车。或许是性格使然，又或许是跟运输公司领导赌气，张文武拒绝了杨丽的提议，表示以后再去省城，让她还是找自己。

  大概是被张文武的话打动，杨丽又向他透露了一个秘密——由于自觉婚事难逃家人干涉，她已和男友商定一同出走。两人联系了南方某省的一所学校，如果真到了那一天，还请张文武送她去省城与男友会合。

  张文武答应了，此后又给杨丽做了两个月的“地下交通员”。期间偶有问起杨丽的婚事，见她脸色不好，张文武便不再发问。

  1995年7月的一天，杨丽深夜到访运输公司，张文武看到她脸上的伤痕和拖拽的行李，明白两人约定的时间到了。之后他撬开车场调度室的房门，拿走货车钥匙，带杨丽去了省城。

  那次，杨丽的出走并没有成功。张文武陪她在火车站广场边等了一整夜，都没有等到本已和她约好一同“远走高飞”的王老师。男友的爽约给杨丽的爱情划上了句号，张文武也为自己这个决定付出了惨痛代价——被运输公司除名。

  讲到这里，张文武叹了口气，说事后公司一位平时待他不错的领导悄悄透露，其实公司的处罚可轻可重，只是杨丽家人得知内情后不断给公司施压，最后导致他被开除。

  至于后来和杨丽结婚，张文武说，这事得“感谢”杨洁。我不太理解，张文武解释说，若不是杨洁干涉妹妹婚事，杨丽或许不会赌气嫁给自己。

  那时，杨洁一直撮合杨丽和一个叫韩某的人交往。韩某是杨洁的中学同学，家庭条件很不错。他在部队读了大专，后来转业到B市机关工作。韩某的父亲时任B市领导，与杨父相识多年，而杨洁的丈夫乔某当时又是韩父的秘书。

  在外人看来，韩、杨两家可谓门当户对。韩家也很中意杨丽，希望能结成这门亲事。杨丽本人则坚决反对，一来她当时有男朋友王老师，二来韩某比她大7岁，且离异带着孩子。至于杨丽的父母，他们虽看不上“王老师”，但也不太赞成小女儿和韩某交往。只是碍于杨父与韩父同僚间的面子而没有明讲，只说听杨丽的意见。然而就是父母这句“听女儿意见”的托词，让杨洁坚定了要把妹妹嫁给韩某的信心。

  “杨洁一直认为妹妹的脾气好，没主见，从小到大几乎所有事只要自己坚持，杨丽肯定就范。”

  多年后，张文武在与连襟乔某聊起往事时，才知晓了另外一件事。当年杨洁与韩某间有个约定——杨洁帮韩某追求妹妹杨丽，韩某就帮乔某搞定工作调动。当时韩父升迁即将调往省城，是否带走自己的秘书，只需他一句话。“杨洁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也深谙官场规则。她感觉自己父亲的位置‘到顶了’，杨家想再往上走，必须抱住韩家的大腿，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把妹妹嫁给韩某。”

  我说既然这样，杨洁自己当初为何不嫁给同学韩某？张文武说此言差矣，正因为两人是同学，杨洁清楚自己驾驭不了韩某——她要的是“主导权”，但当韩家的儿媳肯定拿不到。杨洁的丈夫乔某，农村出身，原炼油厂工人，有上进心但缺乏机遇。与杨洁结婚后，他靠杨父提携，从普通职工成为机关干部，继而当上领导秘书。这样的出身和履历使得乔某一直对杨家感恩戴德，在杨洁面前更是谨小慎微。

  1995年国庆，在杨丽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杨洁组织韩、杨两家长辈坐在一起，商讨韩某与杨丽的婚事。我问：“杨丽父母不是不赞成杨丽和韩某的婚事吗？”张文武说，其实杨丽父母并不绝对反对和韩家结亲，最大的心结其实是担心把未婚的女儿嫁给离异的韩某，会被人看做在靠嫁女儿“巴结”韩家。而杨洁只用一招便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她把妹妹曾经堕胎的消息放了出去。

  “就是我在开封遇到杨丽那次，她其实是去王老师家‘摊牌’的……”张文武说，当时杨丽怀孕这件事只有男友王老师和她姐姐杨洁知道。突然传开，只会是杨洁说的。况且事后杨丽质问杨洁时，杨洁也没有否认。

  “1995年底吧，杨丽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把我问懵了。我确实喜欢她，但也清楚自己和她不是一路人，所以从没往这方面想过。当时有些犹豫，杨丽就说我不愿意的话她就去跳河，死也不嫁给韩某。我想了想，感觉自己好像也没啥可犹豫的，便答应了。”

  于是1996年初，冬青社区的四川餐馆开业当天，张文武和杨丽在那里办了一场“婚礼”。说是“婚礼”，其实只是夫妻二人在餐馆小包间里摆了一桌简单的酒席。前来贺喜的只有几位朋友，杨丽的亲属无一到场。

  “这是我和杨洁的第二个‘过节’。”张文武说，他和杨丽的婚事把杨洁气得几近癫狂。婚后两人在杨丽单位院内租了一间筒子楼宿舍作新房，杨洁屡次上门，威胁张文武：“你进杨家门，咱俩必须死一个。”又指责妹妹杨丽“没良心”、“不知好歹”。

  筒子楼的住户多是杨丽同事，杨洁的吵闹给杨丽在单位造成了不良影响。最终杨丽单位领导出面协调才把事态平息下来。此后杨洁虽未再登门闹事，但双方的龃龉就此彻底结下。

  婚后前两年，张文武和杨家人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几次登门都被拒之门外。直到1999年杨母患病时，他任劳任怨地操持照顾，杨丽父母对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后来杨父在市客运站给张文武重新找了一份工作，逢年过节杨母也会喊他来家吃饭。张文武一度认为杨家接受了自己，更加尽心尽力地孝敬岳父母。但蹊跷的是，每当双方走近些时，总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破坏大家的关系。

  张文武举了一些例子，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杨父退休前被人诬告了，纪委调查后虽还了杨父清白，但事后杨丽父母却把矛头指向了张文武。因为他们都觉得“举报信”里的某些内容只有自家人才知道，而杨洁又跟父母说，亲眼看到张文武和“举报者”关系密切且给过他“一些东西”。

  杨洁父母因此彻底疏远了张文武，并强迫杨丽与张文武离了婚，这也直接引发杨丽情绪崩溃，染上了毒品。多年后，杨丽父母得知真正的诬告者另有其人时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那时杨丽已经身处戒毒所了。

  “杨洁的工作上的能力很强，但性格有问题。”杨文武说。他曾经听杨父说过，自己的下属若是能有大女儿对待工作一半的态度和能力，他就敢趾高气扬地去跟市领导汇报工作。但杨洁的丈夫乔某却也曾多次在酒后向他抱怨，自己在家深受妻子压迫，“没有一点话语权”。

  杨洁在家中一言不合就对乔某拳打脚踢，或者“关禁闭”、一天不准吃饭。杨父也曾教育女儿“不要把单位的那套带进家里”，但没有效果。乔某在婚后第9年有了外遇，又因收受贿赂养“小三”落马进了监狱，而杨洁甚至把这笔账也算到了张文武头上。

  张文武解释说，一来乔某受贿一事刚曝光时，杨父就去省城求助韩父，韩父没露面，但韩母言语中却透露出对当年结亲失败的惋惜，说：“如果当年‘两家成一家’，老韩绝不会坐视曾经的‘大秘’误入歧途的。”二来，杨父把张文武安排在市客运站上班，而乔某的“小三”也是客运站职工，于是杨洁认定是张文武给二人牵线搭桥的。

  事后，无论张文武和杨丽如何向杨洁解释，杨洁都不接受。这两件事彻底断绝了杨洁与张文武和解的可能，也成为两人之间最大的“过节”。

  “杨洁这人看重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对错，而是别人有没有服从她的‘指挥’。一旦出了错，她又会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从不感觉自己有问题。”而杨洁最厌恶张文武的地方也在于此。杨洁曾亲口说过，曾经对她言听计从的妹妹和丈夫都是在认识张文武之后发生的变化，所以一切都是张文武的错，他就是杨家的“丧门星”。

  我很唏嘘，但一时也不好对张文武的叙述做出评价。谈话间，杨丽吸毒的案子已经处理完毕，上级裁定杨丽第二次送强制隔离戒毒。同事问我要不要通知杨洁，我给她打电话，她没有接。张文武说他想跟我们大家一起去送杨丽去戒毒所，我想了想，同意了。

  2013年5月份，张文武在辖区创新路上开了一家很小的修车档。租门面时房东顾忌张文武的两劳释放人员身份，不肯租给他。我帮他跟房东说了些好话，张文武很感激。

  张文武性格不错，也挺讲义气。他的修车档虽然小，但客人不少，很多是他的朋友。我巡逻路过修车档时常见门口支着一张方桌，桌上摆着几碟小菜，张文武和朋友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张文武只聊天不喝酒，他说以前当司机时养成了习惯，除非大事，否则平时基本不动酒。

  2014年初，杨丽戒毒成功提前释放，之后在张文武店里帮工。原因是被我抓过的缘故，杨丽一直和我保持距离。每次我去张文武店里，她都找借口躲去一边。有时张文武留我在店里吃饭，她虽坐在一旁，但总是一言不发。

  “俗话说一家人吃不出两家饭，但她跟她姐的性格咋就正好相反呢？”张文武感慨道，但他又立即自己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她得亏跟她姐不一样，不然可要了血命。”

  有次我问张文武，他和杨丽眼下是啥状况？他笑着说：“就是你想的那种情况。”

  之后的一段时间，杨丽每次来派出所做不定期尿检时都有张文武陪同。张文武开着一辆卸去后座的白色二手微面，车身上贴着“流动补贴”的广告，车厢里装满各种各样的车辆配件和修车工具。有时副驾驶也堆满东西，杨丽便拉开车厢门，坐在里面的小马扎上，两个人已经俨然是一对开修车档的夫妻。

  大概十几次尿检结果为阴性后，我逐渐降低了对杨丽临检的频率，直到把她的名字从临控名单上撤下来。

  杨丽去戒毒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跟杨洁也打过几次交道，她似乎对我很有看法。路上相遇时我跟她打招呼，她只是“嗯”一声，并不拿正眼瞧我。工作上有事找她协调，别人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我往往要往返两家单位好多趟才能搞定，因此耽误了不少工作。

  我不知自己哪里得罪了杨洁，顾及常有工作要与她协调，不想把关系搞僵，便总想跟她私下沟通一下。但每次“沟通”到最后都会互呛起来，关系就变得更差了。我向同事抱怨，他们让我别跟杨洁一般见识，“杨主任又不是你主任，你理她作甚！她要是好相处，所里这么多民警，她当初为啥偏去找你帮忙？”既然这样，我也只好作罢。后来杨洁升官去了省城，我索性也不再想这事儿了。2014年夏天，杨丽和张文武重新领了结婚证，复婚时还是在冬青社区的四川餐馆摆酒。我参加了两人的“复婚宴”，那天到场贺喜的依旧只有张文武和杨丽的几位朋友。但张文武说，这次结婚他通知了杨丽的父母，老两口虽没有来，但给他转了5万块钱，让他以后跟杨丽好好过日子。我问张文武有没有把复婚的事告诉杨洁，他笑了笑，说出于礼貌给她发了信息，但杨洁没有回复。

  酒席上，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与张文武相谈甚欢，其中不少话题是关于杨洁的。我蛮好奇他的身份，但当时没多问。和杨丽复婚后不久，张文武又租下了洗车房旁边的一间门头，添了些设备，扩大了规模。有段时间我常在他店里遇到那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问及身份，张文武才介绍说他就是杨洁的前夫乔某。店面的扩张有他一多半的投资，现在两人是“合伙”关系。

  我非常诧异，还开了张文武玩笑：“看来杨洁当年的话没有说错，能把前妻和前姐夫搞在一起做生意，你真就是个‘搅局的’。”

  张文武笑了笑，很无所谓地说：“现在她走她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我搅啥子局了嘛！”

  平静的日子又过了一年。2015年7月，张文武在店里请我吃牛骨头，那天杨丽和乔某也在。张文武依旧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乔某却满是担忧地对我说：“杨洁回来了”。

  那时，我已经听说了杨洁重新调回本市任职的消息。看乔某满脸愁容，我调侃他担心啥？乔某说，杨洁这次怕是冲张文武来的。我看了眼张文武，他正一脸无所谓地啃骨头。我让乔某别杞人忧天了，但他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乔某说上调省城是杨洁多年的梦想，这次去而复回，他觉得不同寻常，就找熟人打听，那人说杨洁是主动要求调回的，而且跟人说她“回去有些事要处理”。

  我和张文武都觉得乔某有些神经敏感，张文武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乔某“被杨洁吓破了胆”。我询问杨丽的看法。她沉默半晌，说自己没有想法。

  没想到，很快我就有了不寻常的感觉。所里有关张文武的警情突然增多，有时甚至每隔两三天就会出现一起。虽然多是些“扰民”、“隐患”和“纠纷”之类的小事，但次数多了，我开始不厌其烦，遇到手头忙时便想直接打电话让张文武“注意些”，好在有经验的同事每次都拉我去现场处置。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太多问题，直到后来连张文武的房东都跑来问我：“他是否犯了什么事了？”因为有“公家人”劝他给张文武退租，却又不说原因。 我把情况告诉张文武，他改变了之前无所谓的样子，承认近期自己的确遇到了麻烦。

  “工商、税务、城管经常来搞‘突击检查’……”张文武说，虽然各类检查并不针对他，却让创新路上的其他同行遭了殃。商户们为了逐利多少有些违规操作，监管部门以往并不苛责，但近期突然“观点关注”。很多商户被查出问题，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停店面，街面上一时人心惶惶。

  而又不知从何处，坊间又传出声音，说一切都是张文武在搞鬼——“他‘上面’有人，想用这种办法挤走‘竞争对手’”。张文武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脾气好的商户老板见面绕行，脾气不好的开始上门找茬。

  张文武问我是否杨洁在“搞他”？我只好打哈哈。他问我怎么办，我也只能嘱咐他经营过程中一定小心谨慎，绝对不能给人抓住把柄。

  2015年底，我去社区开联席工作会时，社区干事给了我一张名单，说是居民反映的“扰民因素”，打算联系相关单位搞一次联合执法。我一眼看到了张文武汽修厂的名字，备注是“噪音、污水、垃圾”，处理解决的建议是“劝诫关停”。

  张文武的汽修厂开在国道边，背靠荒地，附近没住宅区，且开在他旁边的另外几家汽修厂都不在这份扰民名单上。我向干事提出疑问，她说只有张文武的店被举报。我问她有没有去实地了解过情况？干事犹豫了一下，说暂时没有。我说我去看过，他的店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干事有些尴尬，岔开了话题，但会后悄悄对我说名单是上级给的，“点名要处理（

  2016年春节前，张文武说他想年后把汽修厂挪到相邻的B市，问我能否帮忙跟房东协调，把之前五年期的租房合同撤掉。时值招租淡季，我原以为房东不会同意，但电话打过去，房东立刻答应了。原来周边几家汽修厂也都是租的他家房产，房东说张文武再不搬走，别人就都搬走了。

  那次搬迁让张文武损失了大约10万块钱，“两半肩”乔某也撤了股份。乔某说事情肯定是杨洁搞出来的，他很了解前妻的脾气，这事肯定还有后续，自己不想再惹麻烦。张文武给他退了股，但这回没再嘲笑他“被杨洁吓破了胆”。张文武搬店后和我的联系逐渐少了，只是偶尔听他说新店开业后依旧麻烦不断，常被搞得焦头烂额。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就只能听听而已。一次张文武喝醉了酒，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弄清楚了，就是杨洁在搞我”。我劝张文武跟杨洁好好谈谈，毕竟已经是一家人。张文武说谈不了，杨洁连岳父母的面子都不给，铁了心要整他。无论他说什么，杨洁始终是那句话——“你进了杨家，咱俩必须死一个”。

  我突然有些莫名的紧张，问张文武打算怎么办。电话那端安静了许久，最后张文武说他和杨丽商量过了，两人打算去外地生活，“惹不起但躲得起”。

  春节后不久，张文武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甩卖维修和汽车配件的信息。有不知情的共同好友留言问他“不是刚搬家吗，怎么又要甩卖？”张文武统一回复，说自己在外地找到了新的赚钱项目，打算改行。

  清明前后我又见过张文武一次，他说店子里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只等5月房东把押金退了就走。我问张文武打算去哪儿，他说以前认识一位河北保定的汽修厂老板，生意做得蛮大，给他开的工资也很高，准备去保定。

  聊到杨丽，张文武说他和妻子还在做岳父母的思想工作。二老不想让杨丽去外地，表示他们去跟大女儿谈，但似乎没什么作用。前几天，张文武半夜接到杨洁的电话，杨洁说只要张文武和妹妹杨丽离婚“滚出杨家”，以后“大家就都安生了”。

  “这怎会是呢？什么都得按她的想法做？她就这么想当别人的家、做别人的主吗？呸，我偏不让她得逞！”最后，张文武啐了一口。

  2016年5月的一天，杨丽突然找我，说张文武被抓了，求我帮忙。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前一天上午几名B市警察突然到访，询问张文武一番后便将他带走了。

  杨丽从几人简短的对话中隐约听到了“收赃”、“汽车配件”等词语和一个叫“李涛”的人名。临走时警察跟杨丽说带张文武回去“配合调查”，但她直到现在也联系不上张文武。杨丽去过B市刑警大队，对方只让她“回家等通知”。杨丽很担心，想托我打听一下张文武究竟犯了什么事。

  我联系了B市刑警，得知张文武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刑事拘留。我问具体案情，对方简单讲了几句，大概是他们挖出一桩积案涉及到了张文武，但具体案情不方便向我透露。

  我只好把情况如实告知杨丽，她听完后转身就走，但当天夜里派出所便接到了杨洁邻居的报警，说隔壁杨洁家传出叫骂和呼救声，好像“出事了”。我们赶到现场时，姊妹俩的父母先到一步，但家里只有杨丽和父母三人，杨洁不知去向。

  屋里一片狼藉，似乎有人在屋里打过架。同事联系杨洁问情况，杨洁气呼呼说了句“谁报的警你去问谁”便挂了。我去询问杨洁父母，他们不愿多说，表示事态已经平息，不想惊动警察。

  张文武在创新路开汽修档时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名叫李某。两人以前是客运站同事，李某早几年出来做汽修，张文武开店之初李某帮过他不少，算是他在这个行当的领路人。

  2013年，李某从一伙四川人手里收了一批价格极低的卡车配件，本想赚一笔，但不料次年却查出了恶疾。李某为治病卖掉了汽修厂，那批卡车配件转让给了张文武。2016年3月，B市警方在打击一个盗窃团伙时挖出了2013年的隐案，也因此确定李某当年低价购买的那批卡车配件系被盗财物。且根据团伙成员交代，当年李某其实是他们的团伙成员之一。李某已于2014年底病故，但警方追查到了那批被盗的卡车配件，也据此依法传唤了张文武。在B市刑警大队，张文武辩解称自己不知道那批卡车配件是赃物，且当初为了帮李某凑钱治病，他给出了远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

  但警方并不相信张文武的说法，因为有人举报张文武当年不仅知情，而且是李某的“同伙”。

  杨丽坚决不相信张文武会参与盗窃销赃，又去找了乔某，想着乔某曾是张文武的“合伙人”，或许知道些情况。在乔某家，乔某推说自己不知情，但临走时他的妻子拉住了杨丽，悄悄对她说：“大家都不想惹麻烦，回去跟姐姐沟通一下。”这句话立刻引起了杨丽的警觉，但乔某的妻子却不愿再透露什么。于是杨丽立即去找了杨洁，然而姐妹俩很快话不投机吵了起来，之后又从口角发展成了撕打。

  杨丽说，是杨洁指使前夫乔某诬告了张文武。李某已死，被抓的盗窃犯又没有指证张文武“收赃”，只有乔某的举报最大有可能被警方采信。我问她有没有证据，杨丽说吵架时杨洁曾亲口承认她要“收拾”张文武，吵架的过程被杨丽偷偷用手机录了音。

  我听了那段录音，但这依旧算不上“证据”。加上张文武的案子不归我们单位管辖，思来想去我只能建议杨丽一方面赶紧请个律师，另一方面把录音交给B市的办案民警和自己的父母，看有没有作用。

  同事说如果张文武真是被冤枉的，那我让杨丽把录音交给她父母的建议就是一记昏招。我也确实有些后悔。因为即便杨洁真的做过什么，让两位老人在大女儿和二女婿之间做选择，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此后我就再没见过杨丽。最后一次遇到杨洁时，许久不理我的杨洁突然主动提起了张文武：“听说他又被抓了，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看来还是B市警察做事靠谱一些啊。”我感受到了杨洁话语中的志得意满和似有似无的挑衅之意，没有接茬。

  几个月前，杨丽淹死在长白河里。法医尸检后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但发现杨丽死前曾大量吸食毒品，警方最终以杨丽吸毒后失足溺亡结了案。我很吃惊，说杨丽已经戒毒，我和她接触的最后几年里她没再碰过毒品。同事说张文武入狱后杨丽很快就复吸了，而且比之前吸得还厉害。最明显的就是出现了幻觉和暴力倾向，所里接过几次杨洁的报警，都是杨丽吸毒后找她“寻仇”。而杨丽死前最后去的也是杨洁家。那天警方同样接到了杨洁的报警，称杨丽带着一瓶黄色液体上门，扬言和自己“同归于尽”。警方以为杨丽带的是汽油，急忙出警并通知了消防部门。警方赶到现场时杨丽已不见踪影，杨洁则被泼了一身尿，站在家门口质问出警民警为何“迟到”，而同事说那天他们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总共用了不到8分钟。

  “路上一直让她不开门不开门，非要开门……”同事叹了口气，“亲姊妹啊，闹到这般田地……”他又感慨道。

  张文武于2019年2月份刑满释放，之后便走上了申诉和信访之路。他大概忙活了一年有余，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20年6月，那时疫情刚解封不久，他来省城某单位递申诉材料。我请他吃了顿饭，问他当年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原以为他会像以前那样原原本本地把整个事情经过告诉我，但那次张文武却没有跟我聊案子，只是一直打听妻子杨丽去世时的情境。他说自己出狱后只跟老丈人见过一面，之后再没进过杨家。

  2022年8月的一次饭局上，一位前同事惊讶地说，不久前去省城精神病院办事时竟遇到了杨洁。当时的杨洁头发花白，目光呆滞，坐在轮椅上，由护工推着。若不是旁人提醒，她压根没认出眼前这位“老人”竟然是“杨主任”。这一条消息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有人说杨洁是因为仕途不顺，在竞聘单位一把手时落败想不开，毕竟一辈子短婚未育，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遭此打击一蹶不振；有人则分析杨洁过往的行为，说她早就有心理疾病，只是自己不承认，别人也不敢跟她提，久而久之便成了这副样子。甚至有人猜测是张文武“搞的鬼”，说杨洁病退前的那段日子，几乎天天报警求助，说自己被张文武威胁。

  张文武也确实每天都出现在杨洁家楼下，他手里捧着一张他和杨丽复婚时拍的结婚照。警察到场也无法处理张文武，毕竟公共场所，谁都可以行走或者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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